在异彩纷呈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宝库中配资评测论坛，有两个优秀文化元素尤其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：一是以“仁”为基因的价值理念体系；二是以“和合”为基因的综合性思维方式。推进文化传承发展是将其优秀元素运用于当代法治实践——
✦ 自汉代以迄清末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始终以“仁”来指导立法、执法、司法和守法，形成道德与法律同构共生的独特文化模式，从而使中华法系积淀出其他文明无从比拟的深厚底蕴，成为世界法律文明中的独特典范。
✦ 重新认识和合思维之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，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传承发展的必由之路。
✦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滋育出德法合治、多元解纷等丰富的法律实践样态。这些优秀的文化元素，不仅促使传统法制建构趋向于追求良法善治、政平诉息的理想境界，而且彰显出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，为当代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养分，对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。
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智慧结晶，彰显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，蕴含着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中华法系源远流长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丰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，是中华文化的瑰宝。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，激发起蓬勃生机。”推进文化的传承发展，并非照搬固有的法律制度和典章文本，而是将其中优秀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运用到当代法治实践中去，更好地赓续中华文脉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凝心铸魂式的文化支撑。
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确立了“以仁为本、和合为用”的思想体系
以“仁”为基因的价值理念体系。它指导着传统法律制度建设在观念层面向良法善治的目标渐行渐近；以“和合”为基因的综合性思维方式。它引领着传统法律制度建设在方法层面向“天下无讼”的理想渐行渐近。此二者共同构筑出中华法文化的独特气质与内在逻辑。
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内涵十分丰富，表现在方方面面，如出礼入刑、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，民惟邦本、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，天下无讼、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，德主刑辅、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，援法断案、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，保护鳏寡孤独、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，等等。在如此异彩纷呈的文化宝库中，有两个优秀文化元素尤其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一是以“仁”为基因的价值理念体系。它指导着传统法律制度建设在观念层面向良法善治的目标渐行渐近；二是以“和合”为基因的综合性思维方式。它引领着传统法律制度建设在方法层面向“天下无讼”的理想渐行渐近。此二者，共同构筑出中华法文化的独特气质与内在逻辑。
（一）以“仁”为基因的价值理念体系。在现代法治与古代法制之间，法的价值具有某种横亘古今的同质性。如现代法律聚焦的正义、秩序、人权等法律价值，就与传统法文化所强调的国之四维“礼义廉耻”、孝悌忠信等道德价值有共通性。而在这些传统道德所构建的价值理念体系之中，“仁”无疑居于核心地位。《礼记·儒行》载：“温良者，仁之本也；敬慎者，仁之地也……”可以说，一切正当行为都发端于“仁”，也是“仁”的具体体现。如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之言：“惟仁亦为全德之名，故孔子常以之统摄诸德。”仁作为全德之名，能行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等各种道德于天下。
“仁”的本质特征是“相人偶”。清代段玉裁为“仁”释义：“独则无偶，偶则相亲，故其字从人二。”强调“仁”是一种与他人相偶合的同类意识，这种理念可追溯至西周时期。周公强调“以德配天”，通过神的折射把人推上政治舞台。周朝统治者将民心向背放置在能否得到“天命”庇护的决定性地位，故《泰誓》曰：“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”，《尚书·酒诰》又言：“人无于水监，当于民监。”统治集团以民情民意为镜来审视自我，也是一种“相人偶”。周初之“德”正是“周人始因‘相人偶’之恒言”而被赋予全新的内涵，其“敬德保民”“明德慎罚”的政治法律实践，为后世提出“仁”的理念提供了思想启迪。
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发、社会动荡，各国纷纷变法求存。郑国子产铸刑书，晋国赵鞅铸刑鼎，魏国李悝作《法经》，秦国商鞅又改法为律。法与律的出现标志着礼不再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，而仅由社会舆论、内在良知进行约束，道德与法律在此时分离。孔子针对礼崩乐坏的乱象，大力提倡“仁”的作用，期望以此正名复礼。“仁”有两层形态。一是消极形态，即“克己”。“克己复礼为仁”“胜己之私之谓克”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“私”往往与“公”相对应，公即社会秩序。所以，克己是战胜自己内心的欲望，不让一己之私欲膨胀到影响他人权益、破坏公序良俗的地步。如何克己，孔子给出方法论，即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自己不愿意接受的，也不能施加给别人，更不能主动去害人，这是为人之底线，也是法律的最低底线。当然，仁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，“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”要由个人的自我约束上升到普遍的礼法制度层面，才能构建出更好的社会秩序。
二是积极形态，即“爱人”。《论语·颜渊》载：“樊迟问仁，子曰：‘爱人’。”爱可以理解为“以人意相存问”，以人的情感互相理解、慰问，类似于俗语所言的“将心比心”。在家庭内部，“仁者，亲也”。仁表示了一种基于血缘纽带的亲密关系，此时“爱人”的具体表现为“孝悌”。《论语·学而》云：“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侍奉父母以孝，敬顺兄长以悌，此种基于天然亲情的“孝悌”之爱，可以看作仁心的发端。在此基础之上，儒家主张将此种爱由近及远、由亲及疏地推展出去，超越家庭范畴，达至“泛爱众”的普遍之爱。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所言：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”要求个体突破一己之私和血缘界限，以恻隐之心体察他人痛苦，以忠恕之道待人接物；国家也应以“仁”为指导原则，爱民恤民、宽以待民。这种超越血脉亲情的大爱，即为“仁”的精神所在。“克己”之“仁”为法律提供了不违法不犯罪的“最低标准”，“爱人”之“仁”作为一种道德核心价值，则为法律提供了价值导向，法律的制定实施应以维护仁义道德为指导，最终才能达到善治的目标。
在处理社会关系的过程中，仁作为一种内在的克己与爱人之心，外化为一系列明确的行为规范。当个体依循“仁”的指引行事，就彰显出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等德行；反之，若背离“仁”的要求，则将导致不孝、不悌、不忠、不信、无礼、不义、不廉、无耻等失范行为，这些行为也都为中国古代法律规范所不容。由此可见，这些美好品质已被纳入传统法律体系的构建之中，而“仁”则是贯穿其间最为深层的文化基因。一个兴旺发达的国家，不仅要坚守法律的底线，更要勇攀道德的高峰。正是在这一逻辑下，自汉代独尊儒术以迄清末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始终以“仁”来指导立法、执法、司法和守法，形成道德与法律同构共生的独特文化模式，从而使中华法系积淀出其他文明无从比拟的深厚底蕴，成为世界法律文明中的独特典范。
（二）以“和合”为基因的综合性思维方式。习近平总书记曾在《之江新语》中论述，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，而“和合”文化正是其中的精髓之一。《国语·郑语》中有言：“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。”“和合”正是被各家各派所普遍认同的准则，也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之一。在中国古代法律系统之中，不同的法律原则、法律形式之间，诉讼与调解之间，总是综合为用的，以期更好地发挥“定分止争”的作用。究其最深层逻辑，盖源于中华民族纵观统筹、兼容并包的综合性思维，这不同于西方偏重于形而上学、分而治之的分析性思维方式。近代西学东渐，强调逻辑分割与规则对立的西方法律体系移植到本土后，在许多领域与中国社会产生了不相适应的违和之处。重新认识和合思维之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，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传承发展的必由之路。
在立法层面，中华法文化总是将看似对立的法律原则共同置于同一法律系统之中，而不是将彼此割裂开来，如平等与差序、法令一统与因俗而治、罪刑法定与比附类推等。《唐律疏议·断狱》规定：“诸断罪皆须具引律、令、格、式正文，违者笞三十。”若“诸断罪而无正条，其应出罪者，则举重以明轻；其应入罪者，则举轻以明重”。《贼盗律》疏议曰：“金科虽无节制，亦须比附论刑。岂为在律无条，遂使独为侥幸。”意即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依规定办，没有规定的则用“轻重相举”的方法进行类推，此后各朝皆沿袭了这种立法模式。这种罪刑法定与比附类推并存的做法，背后就是和合的综合性思维在支配，其目的在于能最大限度满足实践中对“情罪相符”的需求。
在执法司法层面，中华法文化呈现出律典与其他法律形式结合运用的“诸法和合”特征。用此法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时，则换成彼法；用诉讼解决问题司法成本太高时，则借助调解来化解纠纷。《唐六典》载：“凡律以正刑定罪，令以设范立制，格以禁违止邪，式以轨物程事。”律、令、格、式是不同的法律形式，各有不同的功能，但最终在实践中需要熔铸为有机整体。司法人员在牢记这些法律形式的基础上，要懂得灵活适用，才能更好地维护民众的合理诉求。如《折狱龟鉴》记载，唐代清官赵和在处理一桩借贷纠纷案时，运用《唐律疏议·杂律》无法获取有力证据，便将地方有关惩治江洋盗贼的条例与《唐律疏议·断狱律》中属地管辖原则结合起来，成功获得了被告的供认，让法律“活起来”，最终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。诉讼之外，尤重调解，孔子首倡“无讼”理念，期冀以教化、调解来定分止争。汉代以降，统治者大多采用兴文重教、发展经济、订立家规民约等方法解纷息讼。如明代在基层治理中形成了一套多层次的纠纷处理机制：首先鼓励当事人通过民间调解来止争；调解未果，进入诉讼程序后，司法官员仍优先尝试以调解方式化解纠纷。此外还设有申明亭制度，乡老定期聚议，专门调处民间细故引发的纠纷，有效解决当时越诉、滥讼的弊端。这种民刑相参、多元化纠纷化解的机制极大展现出中国传统法律实践中“和合”思维的独特功效。
沿着以德治国与多元化纠纷化解进行创新性发展
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以“仁”为基因的价值理念、以“和合”为基因的思维方式，在当下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，发挥其当代价值。
知为行之始，学为用之先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：“中国文化源远流长，中华文明博大精深。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，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。”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以“仁”为基因的价值理念、以“和合”为基因的思维方式，在当下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，发挥其当代价值。
（一）以“仁”为基因的价值理念，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提供思想上的启示。“仁”作为中华法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，其意旨在于引领人们追求尽心、尽性、尽伦、尽制，其在法治层面的运用就是强调道德与法律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，当前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，正是对这一价值理念的文化传承与发展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“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，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撑”。以道德滋养法律，用法律保障道德，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，是东方治理智慧中的独特文化体现：一方面，通过制度设计保障仁义道德，对失德行为进行惩戒；另一方面，通过设立法律原则来体现人文关怀，保护人民的权益。
在法律制定层面，“仁”的理念推动道德规范向法律规则转化，实现伦理价值的制度化构建。例如，民法典将“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”作为基本原则，明确规定家庭应当“树立优良家风”，继承并发展了传统“孝悌”“慈幼”等伦理观念，实现了道德理念与现代法律的有机结合。民法典第184条明确了“善意施救者责任豁免”条款，这是从制度上保障行义举之人不致陷入法律困境，体现出社会对于“仁者爱人”价值取向的推崇。此外，刑事诉讼法第193条也规定了被告人的近亲属享有免除强制出庭作证的特权，这是“亲亲相隐”制度的回归，体现了对民众朴素人伦情感的维护。
在法律实施层面，当道德无法约束行为人时，法律就要及时给予悖德者以惩处，从而实现“矫正性公正”，否则，恶行就会产生消极示范效应，以致蔓延为害。对于失德行为的惩戒，首先是行政处罚层面，若失德行为尚未构成犯罪，则行政机关可以依据行政处罚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行政处罚的种类包括警告、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责令停产停业、暂扣或吊销许可证等。其次，对于扰乱公共秩序、妨害公共安全等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失德行为，公安机关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，如警告、罚款、拘留等。这些处罚旨在维护社会治安，保障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。2019年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》，组织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，建立惩戒失德行为常态化机制，这是以政策来维护社会扶正祛邪、惩恶扬善的风气。
（二）以“和合”为基因的思维方式，为建立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提供方法上的借鉴。中国古典哲学中的“和合”思维指引着中国数千年诉讼与非诉讼结合而治的法律实践，也为当下解决诉讼案件激增与司法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提供了镜鉴。我国建立诉讼与非诉讼相互衔接、功能互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，就需要强调法治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之间的协调互动。
首先，是要从源头预防纠纷。儒家强调“里仁为美”，即人们因“仁”的伦理价值所牵系，从而能够和他人共同生活在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之中。在这种观念指导下，矛盾冲突的解决，优先考虑的是发挥教化的作用，将“讼”化解在未然状态。放诸新时代，从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智慧的角度考量，在基层践行“枫桥经验”就显得十分重要。通过普法宣传、感化教育等方式，关心群众、组织群众、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，做到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镇、矛盾不上交”，矛盾化解在基层，化解在萌芽状态。在这一环节，检察机关发挥着重要作用，通过专门评查、业务培训、典型案例剖析等方式，指导办案人员依法公正作出不批捕、不起诉决定。各地基层检察院也应加大对刑事申诉、国家赔偿等案件的复盘审视，从而总结经验，提升检察干警的履职办案质效，从源头上减少信访案件的发生。
其次，是要强化检察院在调解中的职能。中国古代对于官府调解的功能极为重视，清代州县诉讼内调解甚至具有强制性，成为正式开启诉讼的先导程序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司法系统也始终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置于优先位置，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调解、仲裁等非诉途径化解矛盾。在刑事检察中，对于轻微刑事案件，依法提前介入，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见的前提下，协同侦查人员、人民调解员开展工作，从而增加达成和解的可能性，将矛盾化解在移送审查起诉前。在民事检察中，加强办案的风险评估和防控，最大限度减少“民转刑”等问题。对拟不支持监督申请案件开展听证工作，切实把释法说理、化解矛盾贯穿办理民事检察监督案件全过程，以实现“案结事了人和”。在行政检察中，运用监督纠正、检察建议、组织听证、司法救助等方式，促成调解和解、申请人自行撤回起诉、行政机关自行纠错，全流程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。在公益诉讼检察中，立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，聚焦生态环境、食品药品安全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，开展公益诉讼检察监督办案，消除矛盾纠纷风险点。这些都展现出中国人独特的综合性思维方式。经过多年实践，检察机关已建立起一整套成熟完善的多元化纠纷解决规则体系，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多层次的司法服务和保障。
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以“仁”为价值内核，以“和合”为思维特质，滋育出德法合治、多元解纷等丰富的法律实践样态。这些优秀的文化元素，不仅促使传统法制建构趋向于追求良法善治、政平诉息的理想境界，而且彰显出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，为当代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养分，对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。
［作者分别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龙大轩、法律史学博士研究生李青洋。本文系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《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化研究》（25SKGH002）的阶段性研究成果］
（检察日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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